当时主要限制的是商业贸易活动，中国人不得远洋经商，外国商人亦受限于华南沿海贸易。
也许有人会疑惑，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难道不是对外开放的体现吗？
需要明白的是，郑和的远航主要是官方的朝贡贸易，民间私人贸易被严格禁止。随着倭寇问题日益严重，明朝的海禁政策日趋严苛。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统治后，建立了一个新的强大帝国。
但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对汉族的统治，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反清起义此起彼伏。
统治阶层担心频繁的中外贸易会成为反清势力勾结外敌、动摇政权的漏洞。
因此，清政府不仅沿袭了明朝的海禁制度，还更严格限制外国商船进入广州，集中贸易活动于澳门，进一步收紧海禁。
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皇帝颁布了《防范外夷条规》，进一步遏制国家与外国的往来。
此举不仅有助于加强国家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也保障了政府对海外贸易市场的垄断权，抑制民间资本扩张，符合“重农抑商”的封建经济理念。
自然经济强调周期性和垄断性，利于中央集权，而一旦商业经济在民间兴起，统治者便难以掌控，民众财富增加，社会交流活跃，随之而来的独立思想会动摇封建统治的根基。
这无疑触及了封建统治者的核心利益，因此中外贸易必然受到严格限制。
与此同时，清朝的商品经济已有显著发展，开始对传统自然经济构成冲击。
为了稳固封建统治，统治者必须不断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遏制民间资本与社会活力的扩展。
除了内部稳定，清政府也忧虑西方文化渗透可能激化国内的反抗情绪。
尤其乾隆时期，黄宗羲等思想家的批判声音开始传播，君主专制制度遭受挑战。
当时清朝人口首次迎来爆炸式增长，粮食供应难以满足庞大人口，许多百姓虽不至饿死，但生活困顿，怨声载道。
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大量涌入，带来自由、开放和对专制的批判，极有可能成为引燃反清情绪的新火种。
就如同文艺复兴运动借助古希腊罗马文化推翻教会的神权统治一样，乾隆恐惧西方文化觉醒民众反抗，颠覆封建专制。
因此，他坚定推行闭关锁国政策，防止思想的扩散。
此外，清朝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总体尚处于稳定甚至发展的阶段。
虽然商品经济增长，但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农耕经济仍占据主导，社会基本稳定，国内商品供需基本平衡，对外贸易需求并非刚需。
作为皇帝，乾隆无需通过外贸向外国低头，也不愿把利益拱手让给百姓和外国商人，更不想因此招来外患。
“天朝上国”的自豪感既反映了清朝的国力，也成为乾隆目光短浅的根源。
他或许自认为此策妥当，却忽略了更宏观视角下的风险——面对外国的坚船利炮，清朝是否真的无力反击？
这是否会导致国家和民众日益贫困，最终衰败？
综上所述，清朝“闭关锁国”的政策绝非愚昧无知，而是统治者基于利益权衡做出的选择。
然而，这也成为他们不思变、不识危的历史教训，昭示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一味将权力高度集中于家族手中，不顾时代变迁和社会需求，终将走向灭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