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云峰

破体最早出现在书法中。唐代徐浩在《论书》中提到：“钟善真书，张称草圣，右军行法，小令破体，皆一时之妙。”其中提到的破体就是打破真书、草书、行书的界限，融合两种或多种书体的创新书体，唐代戴叔伦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也有“始从破体变风姿，一一花开春景迟”的诗句。

后来破体的概念应用到文学领域，主要是指跨文体的破旧立新式表达。学者钱钟书在《管锥编·全汉文卷一六》中写道：“盖文章之体可辨别而不堪执着……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按名归类，而覈实变常，如贾生作论而似赋、稼轩作词而似论，刘勰所谓‘参体’、唐人所谓‘破体’也。”这里提到的“参体”出自刘勰的《文心雕龙·论说》。由于古代文体分类很细， 文体常出现交叉的状况，刘勰就常在《文心雕龙》中把相近的文体放在一篇中阐释，例如《颂赞》《祝盟》等。

破体需要博采众长，继雅开新。清代杨恩涛认为：“诗、词、曲界限愈严，本真愈失。”破体有利于打破人们的惯常思维，移动了想象力的边界，丰富了作家的表达，为文学发展注入了活力。

除了打破文体界限，借鉴其他文体的写法也是破体。唐代韩愈“以文为诗”、宋代苏轼“以诗入词”很有代表性。宋代蔡梦弼提到：“《扪虱新话》云：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世传以为戏。然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韩愈将古文纳入诗歌创作，古文和诗歌发挥了各自的长处，实现了精确和流畅的结合，对后世影响深远。清代叶夑在《原诗·内篇》中提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学者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一文中也对韩愈“以文为诗”给予肯定：“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

此外，苏轼以“诗入词”也对后世很有影响。苏轼在《苏东坡全集·前集第三十五卷·祭张子野文》中写道：“微词宛转，盖诗之裔。”苏轼提高了词的地位，把豪放风格引入词作，扩展了词的表达功能。清代贺贻孙就举过“以诗入词”取得惊人效果的例子：“诗语可入填词，如诗中‘枫落吴江冷’，‘思发在花前’，‘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句，填词屡用之，愈觉其新。”

跟杨恩涛等人的观点不同，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有言：“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辨当愈严。”“辨当愈严”说的正是与破体相对的辨体，也就是辨析文体的法度、特质。面对繁复的文体，确实需要通过辨体来以正视听，这是探讨很多问题的前提。清代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提出：“诗中高格，入词便苦其腐；词中丽句，入诗便苦其纤，各有规格在也。”清代袁枚认为：“诗虽百家，各有疆界。”沈德潜提到的“规格”、袁枚提到的“疆界”正是文体之间的界限。辨体方能不惑，宋代严羽也认为：“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今人作诗，差入门户者，正以体制莫辨也。”

严羽提到的“辨尽诸家体制”，是一个深入学习经典、了解文体特质的过程，融会贯通之后才有可能出新，才会有自己的个性。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提到：“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之后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提出了“通变则久”的看法。“昭体”结合“晓变”才能实现通变，实现了通变才能产生流传后世的作品。

文体在历史进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代胡应麟在《诗薮·内编卷一》中概括了文体的发展历程，并提到：“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之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之曲。词胜而诗亡矣，曲胜而词亦亡矣。”其实文体不是此生彼消、后者代替前者的关系，后者借鉴前者会实现新的发展，清代黄宗羲就提到：“近见为诗者，袭词之妩媚；为词者，侵曲之轻佻。”传统的戏剧就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文体产生了多部经典。清代云亭主人在《桃花扇小引》中写道：“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家，无体不备。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孔尚任的《桃花扇》中有多个唱段用的是宋词的词牌，例如《蝶恋花》《满庭芳》《风入松》《临江仙》《八声甘州》等。

如今文学作品的文体分类主要是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类。很多现当代的实验小说跨越多个文体，以破体拓展人们的思维。值得一提的是，破体不仅限于文学体裁，还有文学之外体裁的介入，例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的词典体、霍香结的《铜座全集》的方志体等。

要想通过破体取得理想的效果，需要作家深刻把握各种文体。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中写道：“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清代邹弢说的“读书即多，下笔自有色泽”也有此意。刘勰认为，“五色之锦”以“本采为地”，也就是说有辨体才有破体。不管人们的观点如何，都是在跟“体”对话，毕竟谈论破体、辨体的前提是得有个“体”在。破体与辨体是相反相成的，破体拓宽了外延，辨体深耕了内涵，二者都是拓展文学边界的探索，新思考带来新写法，新写法催生新形态，突破法度是重写文学史的前提。

成功的破体似非而是，失败的破体似是而非。破体的观念流传至今，体现了人们对打破文体边界的渴望，对创新的向往。求新求变是文学发展的动力，但不能为了新而新、为了变而变，如果未能达到通变的高度进行破体写作，则会呈现破体的缺点，写出来的作品也会是“四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