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春，一部“雪藏”三十五年的楼兰考古报告终于获得国家资助得以出版，并引起学界关注，甚至在三个月内加印三次。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楼兰考古的系统报告，它的作者为已故考古学家侯灿先生。这部书稿背后究竟有哪些故事？本文作者与侯灿先生在苏州的家属取得联系，并进行了访问。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是唐代王昌龄的《从军行》诗句。楼兰，一个缥缈于西域的神秘古城，一个人迹罕至的遥远地名。自唐代以来，不断有新的传奇从此地传出，只是到了近代，这里似乎成了一个未知的死城。直到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日本人橘瑞超先后抵达楼兰，搜索宝物，探秘历史，撰写报告，讲述这片位于中国国土上的神秘土地。
须知早在汉代，张骞就受汉武帝派遣出使西域，抵达楼兰。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到东晋隆安三年，年逾六旬的高僧法显西行时途经楼兰，记载：“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从此以后，似乎再无中国人进入楼兰的记录。只在1930年，中国学者黄文弼进入楼兰地区，可并没有进入楼兰腹地。在国际学术界，有关楼兰的声音几乎都来自外国学者。楼兰学术，何时才有国人发出的声音？
1979年的寒冬，正值壮年的考古学者侯灿受命为来年开春进入楼兰探路。作为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他不辱使命，开始了进入楼兰的艰难旅程……
从边疆军旅到新疆考古
侯灿1936年出生在四川合川（今重庆市合川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后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退伍后，侯灿进入四川省公安厅工作，但是他似乎更向往另一个神秘的工作，那就是考古。于是他从公安厅参加高考，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然而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新疆农一师政治部宣传科，再次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好在他没有停止学习，一直在为进入考古队伍而努力。
再后来，侯灿终于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工作，并于1978年被调入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博物馆时，侯灿接触了大量历史文物，尤其是出土的墓砖、木简。到考古所后，他开始接触一个更为神秘的领域——楼兰考古。当时这个领域一直是外国人在发言，即使侯灿很向往去楼兰考古，但囿于现实，一时也难以实现——那时的楼兰，尚为国家军事禁地。
时间到了1979年。这一年，侯灿四十三岁，成熟稳重，更踌躇满志。这一年，对于中日关系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一项中日文化合作交流项目正式开始执行。
当时，日本的影视业是亚洲国家中发展比较好的，其中NHK（日本广播协会）拍摄纪录片经验丰富，且非常热衷中国文化。两国电视业经过磋商，决定由NHK和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纪录片《丝绸之路》。该项目于1979年8月25日举行了隆重的开机典礼，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姬鹏飞出席仪式并讲话。这是我国电视业第一次对外开放合作，也是我国第一次拍摄电视系列片。
要拍摄《丝绸之路》必然要去敦煌，去塔克拉玛干沙漠，去罗布泊，去楼兰。而且，根据侯灿的记录，“由敦煌经楼兰至焉耆，荒无人烟的路段由中方单独拍摄”。一般的新疆城镇乡村拍摄起来还算方便，但要进入楼兰，摄制组不可能“孤身而行”，必须有专业的向导和极富考古经验的专家团队陪同。中央电视台邀请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协助，组成考古工作队进入楼兰开展调查和发掘工作。经过精挑细选，侯灿进入了人们的视线。
侯灿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学的就是当时新设立的“考古专门化”专业，可以说是新中国培养的较早的一批考古专业人才。无论是从学术背景、对新疆考古的经验，还是从年龄、性格等方面来看，他都是较合适的领队人选。于是，侯灿接受任务，开始带领团队进行资料梳理及前期勘查工作。这件事让他兴奋异常，去楼兰可是他多年的梦想。而且，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沙漠考古，是第一次由中国人主导的真正意义上的向楼兰进军的考古活动，不容许有丝毫的马虎和懈怠。
打捞沙海古廓
这次大型考古拍摄分东西两路进行。东路的参与者有新疆考古研究所专家、中央电视台记者、新疆气象局专家、新疆地理研究所专家和人民解放军兰州部队官兵。西路有新疆考古研究所的侯灿、吐尔逊、吕恩国、邢开鼎等，还有和硕县的牧民，解放军战士则负责给养运输和驼队管理。作为西路的领队，侯灿谨慎且富有冲劲。
出发前，为了摸清楼兰古城的确切位置和附近遗迹，1979年6月，正值炎夏酷暑，侯灿与团队乘坐直升机飞往罗布泊腹地上空进行勘查。1979年11月下旬到12月下旬，侯灿又与同伴们顶着严寒，乘汽车顺孔雀河北岸向东南进军，“徒步横跨干涸的孔雀河河床，转向东南，穿越崎岖的雅丹地貌进入楼兰”。
一切前期工作就绪后，摄制团队于1980年3月下旬正式向楼兰进发。其中东路军从敦煌经过后坑，于4月16日抵达楼兰。侯灿所在的西路军于3月27日从和硕直接向楼兰进军。两路人马在楼兰会合后，停留了一周时间，在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后，有了诸多重要的发现。
应该说，这次考古改写了我国楼兰考古的历史，填补了这一区域历史文化上的许多空白，同时对外国探险家所做的记录和著述进行了校正，对楼兰的地域、古城、墓葬、遗物等有了新的更科学的认识。
根据侯灿的测绘，“楼兰古城位于孔雀河下游的三角洲南部，罗布泊的西北，今属若羌县界。西南直距若羌县城220公里，西北直距库尔勒市340公里……具体位置经我们重新核定在东经89°55′22，北纬40°29′55”。这修正了瑞典人斯文·赫定所记录的坐标。在此之前，国内很多著作都引用了后者的坐标。
而关于楼兰城因何消失，侯灿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沙暴、孔雀河改道、塔里木河断流、罗布泊干涸等，当然也不能排除持续不断的战乱。
对于楼兰及其周围的环境，侯灿前期调查时就已留心观察。从孔雀河到楼兰古城址，直线距离约二十公里，在这一区域，侯灿发现了四条河的河床遗迹。尽管河流早已干涸，但从日光反射情况和周围地貌的明显差异可以判断，河两岸当时密布着数不清的河汊和水塘。这表明楼兰有适合人类生活的条件，可以种植农作物，有饮用水来源。而楼兰古城就位于第四条大河床的两条分叉之间。“分叉的两条河床像一片柳叶，西高东低，它们在古城西部6公里处分流，又在古城东部16公里处汇流，再注入低洼的罗布泊。”
侯灿与考古队在楼兰古城及其附近仔细勘察，共调查出房屋建筑遗址三处、佛塔一处、烽燧台一处、古墓葬三处。在距离古城三公里范围内，有大片枯朽的胡杨林，其中有一棵树合围达两米多。须知，作为西北沙漠中的特有树种，胡杨树“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朽”，可以说是这座古城的“活化石”。
让文物“讲述”文化传奇
早在之前大量阅读外国人写的楼兰考古报告及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的相关论文时，侯灿就带着专业的疑问，他期待能够在楼兰实地寻找答案——只要有具体的文物，就可以让历史“开口说话”，去讲述一个未知的世界。
侯灿与团队重点对楼兰古城及城郊遗址和古墓葬进行调查和发掘，从而有了很大的收获，共收集到文物一千零四件。虽然早在20世纪初，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的团队就已经到达这里，并对一些重点遗迹进行了清理和命名，但侯灿仍有新的发现，如“在古城东北4.8公里（处）新发现古墓葬群一处”；在对被斯坦因命名为LC的墓地进行重新清理时，清出未被斯坦因攫走的丛葬墓一座；“在（古城）西北22公里处发现残墓一座”。
他们将新发现的古墓葬群命名为平台墓地，从中发掘出木案、铜镜、红陶罐、豆形陶灯、铁耳饰、五铢钱等，还采集到了人骨标本。这些人骨与在孤台墓地采集的六个头骨一起被带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进行检测，从而揭开了楼兰居民的秘密：“6个头骨中有5个欧洲人种类型，1个蒙古人种类型。……说明，楼兰居民的人类学成分上，不是纯粹单一的欧洲人种民族。”
考古队还很注意观察此前从未被关注到的问题，如楼兰古城的用水问题。他们惊喜地发现城中有古水道遗迹，水道基本呈对角线穿城而过，从其平直规整的情况看，应该是人工开凿的。水道皱褶带反映出此处曾长年流水，考古队员甚至找到了一些水螺壳，而且这些水道可能是城内的主要饮水来源。
由于楼兰古城此前经历过多次考古发掘，可以说，侯灿团队是在被破坏的遗址上进行再发现的。加上时间久远，很多前人记录的遗迹已经面目全非。斯文·赫定曾记录，在泥塔下“掘出一尊三尺半高的直立着的佛像，带着趺坐佛像的平嵌线，带着雕刻极精的直立佛像的木座，带着莲花同别种花的装饰品”；斯坦因则记载，“在三层塔基之上的八边形柱，高达7英尺，顶部还有一个高1英尺半的圆形座。圆形座上则有圆柱形的拱顶”。这一切，呈现在侯灿面前时已是模糊不清的状态，但是侯灿团队还是进行了仔细的测绘，并做出了最新的记录。如在斯坦因发现木梳、木碗、铅块、玻璃器皿的佛塔土台之南，侯灿一行采集到了丝毛织物、玉髓珠料、铁箭头等。
即使是“拾遗补阙”的工作，对于楼兰考古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结合前人发现的遗物和文献综合考证，侯灿认为：“楼兰城确曾是早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继城市。”
斯坦因曾于1906年和1914年两次率队到楼兰官署遗址搜寻带文字的文书，并认为其团队已彻底清理了屋内所有带文字的纸片和木片。但侯灿还是在此清出了一件纸质文书，十几个字中就有“楼兰”二字，可谓珍贵。斯文·赫定和斯坦因此前在这间小屋里获得的木简、纸文书中，官方来往的函件占很大比重。侯灿据此推测，这间小屋可能是文书储藏室。对于小屋墙壁上距离地面约一米处的一个直径五十厘米的孔洞，侯灿大胆推测，这可能是一个小窗，“（公务人员）办完文案后就扔进木简纸质文书用的”，从而还原了楼兰古城衙门办公的场景。
除在官署遗址发现一件纸质文书外，考古队还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汉文文书。这是自1901年楼兰首次考古行动后，第五批调查所得的汉文文书。据侯灿统计，此次他们共发现六十五枚简纸文书，其中木简文书六十三枚，纸文书两枚，其中有纪年的文书四枚，从泰始二年（266）到泰始五年（269）。“这些文书的出土，不言而喻对于研究我国魏晋时期的历史，特别是楼兰与西域的历史，以及我国书法发展史等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官署遗址西部，侯灿团队发现了一块门槛朽木，经碳十四检测，确认是东汉时期的建筑构件。根据对整个建筑群遗址的发掘，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楼兰城最繁华的时期应该是曹魏、西晋。
更让考古队惊喜的是，他们在城郊的房屋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桃核，这说明当时已经有栽种果树的情况。他们还在土壤中发现了耕种和灌溉的痕迹，在墙皮中发现了大量麦秸、糜秆。而其中麦的发现更是带出了一个世界纪录。经四川农学院专家检测，在由侯灿从楼兰城外四公里的佛塔建筑遗址采集到的三段小麦穗轴上，竟保存着一朵很完整的小麦花。专家在鉴定报告上写道：“我们认为这朵小麦花是目前最古老的小麦花。”
考古队在城址及郊区采集了大量珍贵的器物标本，包括石器工具、陶器用品、铁器工具和用品、木器和木雕饰、漆器、织物，还有各种钱币，如榆荚半两、西汉五铢、王莽货泉、东汉五铢等，以及一些金银戒指、玉髓质琉璃质的各色饰珠、玻璃碎片，来自异域海岸的海贝、珊瑚等，“这些器物标本充分显示了楼兰城址远自新石器时期下至魏晋历史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在这里不断进行着生产生活活动”，而且充分说明了当时的生活水平。
还值得一提的是，继这次考古活动二十三年后，依旧由新疆考古研究所主导，考古工作者对楼兰以西约一百公里的小河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证实，侯灿那辈考古人所做的一些工作，是具有前瞻性的——楼兰周围有大量水道存在，并且可能存在过大片的森林，楼兰地区曾经是靠划舟出行和运输物资的。而且二十三年后，恶劣的条件依旧持续着，夏季沙漠腹地气温最高可达七十摄氏度，由于刮风，发电机无法发电，营房车的空调无法工作，考古队员的食宿都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更不用说他们精神上的压力了。由此可知，侯灿那一代考古工作者当年的工作是何等的艰辛。
楼兰考古报告数易其稿，出版不易
楼兰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继站，弄清其历史无疑是至为重要的。侯灿与团队在楼兰工作一周时间，克服了气温低、风沙大、器材落后等种种困难。从当时照片来看，侯灿戴着厚厚的近视镜，胡子拉碴，头发凌乱，满面憔悴，朴素的装束与荒凉的大漠、久远的遗址，可谓“融为一体”。条件艰苦，有时候，侯灿去发掘时连口罩都没有，手套也是最寻常的白线织物，而他则时时小心翼翼，他太在乎这里的点滴标本了，希望在任何可能的实物中寻找空白历史的蛛丝马迹。
二十多天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每天都收获丰硕，每天都令侯灿感到紧张和激动。他认真做笔记，完全沉浸在了楼兰的世界里。他明白此次考古行动是承前启后的，必将为此后的历史研究者及未来的楼兰考古奠定基础。他有责任记录下每一个细节。
作为领队，侯灿自觉有责任和义务把这次考古活动尽快形成科学的报告，向众多关心楼兰历史文化的人们献出考古的全貌。返回新疆后，他废寝忘食地撰写文稿，取报告，核实数据，引述外国论著，请专家帮助翻译。他几乎放弃了其他学术计划，全心扑在撰写楼兰考古报告上。他一笔一画、一页一页地书写着，不知不觉两千多个日夜过去了。
1987年，侯灿的工作单位发生了变化。他被从新疆考古研究所调到新疆师范大学，成为历史系的一名教授。但他并没有放下出版楼兰考古报告的工作。当他终于把这份图文并茂的重量级书稿寄给出版社后，可以想象，他的心情应该是如释重负的。11月9日，出版社回信给新疆考古研究所：“侯灿同志编著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早收到。报告纠正了前人的一些失误，并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资料和论证，有助于学界清楚地认识楼兰的历史。我们已列入明年的发稿计划。谢谢作者和贵所的鼎力支持。”1988年2月，楼兰古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对于著作的出版，侯灿充满期待，与此同时，他不时在专业刊物如《历史地理》《历史教学问题》《文物天地》《文物》上，发表一些楼兰考古的简报、论文。他感觉自己一头扎进了楼兰文化之中，楼兰似乎要成为他一生的研究对象了。但他没有想到，在刊物上发表论文，竟成为考古报告出版受阻的因素之一。
1988年3月28日，出版社给侯灿发来信件：“据了解，《文物》月刊将在今年七期发表楼兰调查发掘的一组简报，简报包括了现有这本《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的主要内容。我社目前纸张紧缺……”
“雪藏”三十五年，楼兰考古报告再发现
著作不能出版，对侯灿来说是一个较大的打击。与之相处多年且有同事、师生情谊的孟宪实教授，对此可谓深有体会。
侯灿调入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时，孟宪实正在该系任教。“我是历史系的青年教师，早就知道侯先生。当时新疆考古已经很吸引人，吐鲁番文书、楼兰考古等等，极具社会影响力。我们这些考古门外人，都知道新疆考古学家的大名。新疆师大是个年轻的学校，师资力量除了高校新分配来的以外，主要来自中学和行政单位。如侯先生这样研究成果众多的学者，大家其实很少接触。特别是侯先生曾经是楼兰考古的领队，掌握最新的考古资料，在人们的想象和讲述中，侯先生个人都充满神秘色彩。”侯灿亦多次向孟宪实申明楼兰考古的重要性：“楼兰是中国的楼兰，外国专家一言九鼎的时代过去了，楼兰考古，应该听听中国的声音了。”
就在遭遇退稿那年，日本学术界为纪念中日邦交和平友好协议签订十周年，邀请侯灿前往日本参加“迷幻传奇的古代国家——楼兰特别报告会”。围绕楼兰考古与丝绸之路，侯灿在日本做了多场报告。此后，他与很多日本学者保持着友好往来和学术交流。1990年，侯灿的学术论文选集《高昌楼兰研究论集》得以出版，就得益于九州大学西谷正教授的资助，当时论文集总共印制了一千二百本。
为了使楼兰考古报告早日出版，侯灿四处申请课题，争取获得出版资助。后来转到北京读书的孟宪实也时刻关注着这部报告的出版进程，他一度建议侯灿：“可否像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那样，用比较通俗的形式公布考古资料，总比没有声响好。”因钦敬侯灿的学术精神，孟宪实还主动帮助联系出版社，协助其著作出版。
时间倏忽来到了2002年，侯灿早已与夫人吴美琳从西北迁居江南——因后辈的原因他们在苏州居住过，后因看病方便又搬到了上海——很多书稿和资料也随他们一同来到了江南。虽然离开了北方，但侯灿心里始终放不下楼兰。那年，侯灿坚持和吴美琳回了一趟新疆。那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有一天，侯灿只能十几步十几步地挪，几乎走不动路了。”到医院一查，心脏出了大问题。医生说不做手术，随时随地会猝死。于是侯灿在新疆动了手术，从此落下了手抖的毛病。他深感自己与学术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了。在笔记中，他写道：“它（楼兰）虽然不如西域名城高昌那样庞大，也不如军事重镇交河那样险峻，但它以庄严的气概显示了自己的雄姿。”
对于侯灿心中的遗憾，吴美琳深有感受。要知道，她也参与了那部书稿的大量工作。多少次，她帮助丈夫整理笔记，誊写书稿；又有多少次，她在电脑前教丈夫用现代工具写作，而一个个少见的古文字又得费功夫去查询。2004年，侯灿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出版。或许是为了纪念妻子的辛苦工作，他特地与妻子联合署名，这也是他们相互扶携为中国考古事业献身的美好例证。
笔者在与侯家人的多次接触中，感觉到他们非常谦虚和低调，可想而知侯灿先生生前为人的秉性。据侯灿先生在苏州的后辈说，侯先生一直是围绕他的学术奔波和写作的，仅有一次上电视，是赵忠祥的节目，后来就几乎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
2016年6月20日，侯灿在上海因病去世。
2019年6月18日，在侯灿去世三周年前夕，孟宪实写下《怀念侯灿先生》一文，发表在上海《文汇报》。这篇文章引起很多业内人士的关注，大家都很关心侯灿先生的那部楼兰报告书稿。其实，此前孟宪实已在学界悄悄联系，并终于与新疆考古研究所于志勇所长达成一致，新疆考古研究所表示会全资支持侯灿楼兰考古报告的出版。可当孟宪实打电话问询吴美琳时，对方却表示没有这样一部书稿。孟宪实一听就惊呆了，挂了电话后不禁暗暗伤心。好在后来吴美琳读到了孟宪实在《文汇报》发表的文章，她好像忽然想起了文中提到的那部楼兰报告。
书稿去了哪里？已经搬到上海的吴美琳想到，在苏州的老房子里还留着一些侯灿的书稿。为此，她专程奔回苏州，翻找了十几箱书稿后，“终于在一个牛皮纸袋子里找到了”。吴美琳第一时间联系了侯灿的一位得意门生张莉，她是侯灿在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培养的高才生，彼时在陕西师范大学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布泊地区成为核试验基地，包括楼兰古城在内的许多区域，一度被列为“军事禁区”，普通人若无充分理由，不得进入。尽管后来我国又发起过楼兰考古工作，但是关于第一次楼兰考古还是缺少一个全面的报告，现在这部手稿和诸多整理有序的图片正安静地躺在一个牛皮纸袋中。手稿厚达五厘米，被认真地绑着线绳，稿纸因为年代久远而有些泛黄。手稿的文字部分是吴美琳用毛笔抄写的，旁边还有侯灿的修改笔迹，时间为“1987年3月”。
文稿中详细记录了所有参与此次发掘的考古队员的名字及分工，还特别提到了诸多为此次考古行动提供检测的部门和专家，如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新疆工学院地质矿冶系、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技所、公安部126研究所，以及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北京大学裘锡圭先生、兰州大学名誉教授张春树先生等。侯灿希望更多的人记住，这是一个团队协作的考古成果。
侯灿先生如此谦逊和虚若怀谷，令人感慨万千。对此，孟宪实说，侯灿先生生前总是问他：“楼兰是我侯灿的吗？楼兰是属于一代中国考古人的，其中蕴含着多少人的心血！”
新书出版三个月，加印三次
得知书稿找到后，孟宪实极为高兴，马上与相关机构联系。这部书稿牵动了很多学者的心，包括侯灿的好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玉麒。2019年12月17日，吴美琳知道孟宪实和朱玉麒要来取书稿，便早早去文具店买了一些透明文件袋，把稿本、照片、底片分门别类地装好。
孟宪实和朱玉麒来取书稿时，吴美琳问他们：“侯老师生前接受了新疆师大八千元项目资助，但那个项目没有完成，钱能退回去吗？”面对这样的问题，两位学者不知该作何回答，只能说会尽快出版侯灿先生的遗著。很快，侯灿退休前的工作单位——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资助了这次重要的出版活动，《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于2022年3月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报告出版后不久，众多学者聚首在北京大学静园，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会上，张莉提及：“其实，在1999年前后，侯灿先生一直在考虑撰写有关楼兰的研究专著，却因各种原因终未完成。这也成为他去世前最为遗憾的事情。”张莉指的是《楼兰的发现》和《楼兰研究与探查》。当时侯灿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甚至写出了两书具体的写作提纲。
令人欣慰的是，《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虽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但一经出版就进入了众多媒体和好书榜评委的视线。出版后短短三个月，便收获三次重印。
有读者写下这样一段读后感：“报告全面展现了1980年楼兰考古所得之古城及墓葬考古所得，严谨而周全，报告人对斯文·赫定及斯坦因楼兰考古之回顾与回应也在各个细部得到充分展现，文中关于楼兰城市布局、楼兰居民人种、魏晋楼兰治理及西域长史之推断都堪称‘抓地有痕’。另外，附录配图也极其全面，虽然黑白照片较多，却也算是当年艰辛之实录，参考价值也不低，数量不少的彩图也令人大呼过瘾，尤其是楼兰考古出土之丝织品的彩色照片，美轮美奂。另外，显微镜下看到西晋时期作为建筑材料涂抹于墙壁上的小麦花，也算是考古人的极致浪漫了。”
（责任编辑/张静祎）